但该法案刚刚通过，ACLU就马上起诉到联邦法院，而法院也很快在1999年签发了临时禁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以第一修正案为理由禁止该法施行。

Schermaier评价说，这样做除了转移视线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但后来奥古斯都大帝（以下简称奥帝）例外地赋予身份为军人的家子以财产能力。

问题是，丈夫的希望如何实现。鉴于上述背景，可以说在当时，比起保罗的意见，帕比尼安的意见有着压倒性的说服力。[38]vgl. Lenel, Palingenesia iuris civilis Ⅱ, supplementum／Sierl, Graz 1960, S. 117, 140-141.根据Lenel的研究，D.41，3, 31的作者应是Pomponius, Paulus为编纂时的笔误。（一）物的权属和法律错误对物的权属的错误只是看上去像法律错误而已，在罗马法中是不折不扣的事实错误。§1作为士兵的家子被战友指定为继承人，却又不知道根据皇帝的谕令无需家父的同意也可以继承，他可以以对法律的无知为由延迟继承承认的期间。

[19] Norr认为确定性指有限性或终局性，原因是罗马法上习惯不是法源。这一条是关于附解除条件的遗赠的效果。[13]九届全国人大代表、西南交通大学教授陈大鹏向全国人大提出议案：为了切实保护各级各类学校和师生的安全，要尽快制定《校园安全法》。

以良性违宪或者良性违法理论对此制度建构现象进行善意的的解读，也许更加符合历史的真实面目，也更加具有建设性。2、组织属性危机1994年4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公安机构体制改革意见的通知》（国发［１９９４］１９号）。但考虑到大学及其治理的特殊性，该条例第22条第2款规定：高等学校治安保卫工作的具体规定由国务院另行制定。借鉴美国和我国台湾的成功经验，未来的校园警察纳入人民警察警衔制度体系，但受以校长为代表的大学的领导，其薪酬福利在学校财政中列支，其人员编制纳入学校体制，人事关系由学校管辖，但其晋升和待遇按《人民警察法》和《公务员法》对待。

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警察制度的建立是大学校长家宅权、秩序权等自治公权高效行使的制度保障。[15]（一）合署模式合署模式实质上基本承继和延续了1988年国务院批转的《关于在部分高等学校设立公安派出所实施办法的通知》中规定的大学安全治理体制。

但是，校园警察局长的人选即便是首次聘任也要符合法定条件。这既符合大学自治的内在治理构造，又是学术自由的必然要求。3、有限警察权的确立1988年4月公安部、原国家教委、原劳动人事部、财政部联合下发了经国务院批转的《关于在部分高等学校设立公安派出所实施办法的通知》（公发【88】9号文件），该通知指出大学可以有重点的设立公安派出所，高等学校公安派出所是公安机关的派驻机构，又是该学校的职能部门，与学校保卫处（科）合署办公，其人员属于事业编制，列入学校编制序列。如果说家宅权不限于但主要是针对外来者而言的话，那么，大学校长的秩序权则更大意义上是指向大学成员的。

具体而言，体制的改造和模式建构应遵循以下几点：其一，根据法律保留原则和罪行法定原则并结合《立法法》之规定，因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和《行政处罚法》等都是基本法律，而《人民警察警衔条例》、《人民警察法》《治安管理处罚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高等教育法》等是一般法律，应由全国人大通过直接立法或授权立法的形式制定诸如《校园安全法》，确立未来校园警察的法律地位和法律属性，以便实现部门法律之间的衔接。1960年代中期，以参与学校管理为核心的教育民主化学生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兴起，对学校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阻碍校园自由探求真理风气可能性的最大化，将导致自由研究本身的萎缩。……警用装备按基层派出所配备标准由公安机关统一价拨。

《香港大学条例》第12条第5项规定：校长应当是大学学术和管理的首要官员。然而，国务院至今尚未出台一部有关大学保卫工作及其组织形式、职权配置的规定，从而在保卫组织完全社会化的理念下，导致了大学公共安全治理的法治真空，也使得大学安全隐患重重。

这也是为什么大学公共安全与秩序的保障，必须出台诸如《校园安全法》重要原因。其三，公安派出所主要负责人的任免须征求大学党委的意见。

于此同时，大学开始组建隶属于自己但已经没有警察执法权的内保机构，大学保卫组织也基本完成了社会化。[25]参见许志雄：《大学自治与警察权》，载《月旦法学杂志》1997年第5期，第44—45页。同时，1997年开始实施的新的《刑事诉讼法》被誉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书，程序正义理念的日益深入人心也使得大学保卫组织这一内保机构的刑事执法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制度挑战。[27]智慧王国里，力量是无能的。据1995年美国司法部的统计，几乎每个拥有2万以上学生的大学都配备了校园警察队，而且95%的学校还聘用了武装警察。这种双重领导体制势必会造成管理上的无效率和职权上的相互牴牾，因领导权的争夺难免发生摩擦与冲突，从而在警力的内耗中影响大学公共安全保障目的的达致，并最终偏离制度设计的初衷。

[32]2、美国的校园警察美国的校园警察（campus police ）肇始于, SPAN lang=EN-US1894年的耶鲁大学。1957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17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市、县公安局、公安分局裁决。

上述有关大学安保组织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制定主体事实上行使了公安组织机构及其职权的创制权，而警察权关涉公民人身自由权等宪法权利，根据法律保留这一基本法治原则，警察权的创设与配置必须由法律来完成。198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下发通知指出，保卫处、科依照法定程序所获取的证据材料在诉讼中可以使用。

在日本东京大学人民剧团案中，因在大学校园举行集会的学生遭到了警察的搜查和拘捕引发纠纷，日本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学生的集会不是真的为了学术研究或其成果的发表，其行为相当于实际社会中的政治的、社会的活动时，不享有大学保有的特别的学术自由和自治。就刑事职权而言，派出所的侦办案件的能力也受到了种种程序性制约。

同时，校园警察的警械装备按照《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的规定的级别标准办理，经费由驻卫单位财政列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也规定，扰乱单位秩序造成教学、科研无法正常进行的，以扰乱公共安全秩序处罚，该法第40条还规定了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罚种类和裁量幅度。在英国，一旦校内发生财物被盗等案件，均由承担该校安保任务的安保公司负责赔偿。其二，在领导体制上，美国校园警察实行的是校长领导的独特管理体制。

警告可以由公安派出所裁决。（一）有限警察权时期（1949年——1991年）1、有限警察权的草创新中国的大学公共安全治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以文化保卫的形式展现其鲜明制度特征的，大学保卫制度是我国单位内部保卫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校园警察机构的设立及其警员的聘任辞退和薪酬支付，全部由校长和董事会依法决定，警察以法律的名义负责于校长。[14]参见郝铁川：《论良性违宪》，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第89—91页。

没有保卫处、科的，由所在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1987年公安部出台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0条第3项又明文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内部发生的重大、特别重大案件，由所在地公安机关主管部门负责侦查，本单位保卫处、科积极协助。

[10]尽管上述文件中并没有明确大学等文化单位保卫组织的性质和职权，但结合1950年3月24日政务院颁行的《关于在国家财政经济部门中建立保卫工作的决定》之规定可知，大学保卫组织既是大学编制系统内的职能部门，又是公安部门派出的代表机关，执行国家公安机关的权力。《各机关学校团体驻卫警察设置管理办法》第9条之规定：驻卫警察隶属于驻在单位，执行勤务受当地警察局的指导监督。1997年原国家教委、公安部联合下发《高等学校内部保卫工作规定（试行）》，该规定将大学保卫组织的职权定性为校园秩序维护权，取消了其对刑事和治安案件的执法权。可见，大学原先的公安派出所尽管维持和保留下来，但已经实现了成建制的国有化改造，隶属关系是一切问题的关键点。

在学校建筑物的墙壁和桌椅等设施上乱写乱画者，处以10元罚款。而澳大利亚《梅铎大学章程》附则中规定，大学有将教育秩序妨碍者驱逐大学土地的权力。

故此，没有法律授权，大学当局是不可能享有警察特权的。而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作为基本法律，其第3条明文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

其二，公安派出所在党的关系上实行上级公安机关党委和高校党委的双重领导。世所公认，我国的大学校园是最安全的。